《毛氏三兄弟》18.2 贺子珍,一个要强的人

《毛氏三兄弟》18.2 贺子珍,一个要强的人


红军到达陕北,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随着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的推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新阶段在考验着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面临着新的考验。贺子珍当然也不例外。她考虑最多的是能像其他姐妹们一样,独当一面地工作,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做出新的成绩来。

当时,保安的街头上,满是“团结抗日,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

主席每天忙着写文章,开会,和干部们谈话,给红军大学讲课,常常工作到深夜。贺子珍常常想与主席谈谈自己的工作,每每看到主席很忙很忙,话到嘴边时又咽下。她很怀念井冈山时期,丈夫还能有点时间,陪自己到野地里散步谈心,俩人心心相印,形影相随。现在却不同了。有时,主席忙起来,几天都见不到他。即使在家里,找他的人也很多很多,一拨又一拨,推都推不掉。贺子珍根本就插不上话。俩人感情交流的空间也被“革命工作”四字占去了。贺子珍曾一度感到孤独。这时,她有一种看法———整个形势一片大好,只有自己一团糟:一是长征中那次死里逃生的负伤,留在身体里的弹片还时不时地在折磨着她;二是她与毛泽东结婚,接二连三地怀孕,长征途中她再次怀孕,如今又要临产,眼见肚子又一天天大起来,现在已不能出门;三是今天一早,她又摔了一跤。人若是倒霉,石子儿都要欺负人。

“摔着了没有?”毛主席上前扶起了她。

“像是没有。”贺子珍哭笑不得。

“先送医院检查一下,以防万一。”主席关心地说。

就这样,贺子珍被送进医院做检查。没出医院,就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五个孩子。因是早产,孩子出生时显得格外小,不到5斤。邓颖超抱起孩子说:“这孩子看起来娇小玲珑,我看就叫娇娇吧,好听又好叫。”

后来有人给主席报喜,说子珍生了个娇娇。毛主席风趣地说:“今天是开门见喜,老婆摔了一跤,生了个小娇娇!”

“主席,你要请客喽!”有人说道。

毛主席幽默地说:“好吗!这娇娇是长征中怀孕,是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生的,应该庆贺!不光庆贺娇娇的出生,还要庆贺长征的胜利,更要庆贺新时期的到来么!”

一生以苦做伴的主席,这天晚上还真破例喝了点酒。祝贺的人来了一大院,她们分别是康克清、邓颖超、刘英、曾志、钟月林、钱希钧等等,大家都欢声笑语,惟有一个人笑不起来,她就是娇娇的妈妈贺子珍。她不是不欢迎娇娇的到来,而是娇娇不该在这个时刻到来。这只会影响她的工作安排。

纵观毛泽东一生,这是贺子珍生育六胎惟一活下来的孩子。成人后,毛泽东为“娇娇”取名李敏。姓李,沿用毛泽东当年的化名李德胜的姓。名敏,取用《论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典故。

贺子珍的心情一直是很沉重的。

直到娇娇长到三个月的时候,她的主意已经拿定,让娇娇留给保姆看管,自己要走出去,学习深造。因为自己的文化底子差,只在福音堂的教会学校念了几年书,随着革命的需要,越来越需要文化知识。再加上毛泽东常说她文化落后。这种求知欲,随着她参加革命时间的进程,日益强烈。终于有一天,她向主席提出了自己要上“红大”的要求。

毛泽东以为听错了:“你要什么?”

“我想到红军大学深造。”

“深造完做什么工作?”

“我不想再抄抄写写了。”

毛泽东先是有些吃惊,很快又平静下来,用关心爱护的口气问:“娇娃怎么处理?”

“我想托给保姆看管。”

毛泽东耐心地说:“要知道,‘红大’以团结紧张著称,每天三操两课,不休说正常人都感到吃力,况且你又负过重伤,还有孩子,我不反对你去,而是怕你身体吃不消啊?”

贺子珍一脸认真的样子:“你说五次反‘围剿’累不累?二万五千里长征苦不苦?这样的苦和累我们都挺过来了。抗大的紧张我还受不了吗?”

毛泽东知道贺子珍的脾气,外柔内刚,她是位要强的人,只要是她认准的事儿,八头大牛也拉不过来。再说上大学并不是坏事,于是就答应了她:“那就去吧,只要你感到兴趣就行。”

争取来的机遇,贺子珍十二分地珍惜。她把孩子略作安排,收拾一下随身衣物和洗漱用具,便只身来“红大”报到了。她被分配到“红大”第一科学习(第二科离此四、五里,第三科远在甘肃庆阳县)。这个班的学员,当数二十六岁的贺子珍最大,因此大家都礼貌地喊她“大姐”。

“红大”的校舍除了石洞以外,什么样式也没有。这些石洞好似蜂窠一样,不知哪个朝代开凿的。大的高宽各约一丈,深约一丈四尺,小的不过高宽各约六尺,深五尺。毛主席为学校规定了“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它陶冶着红军干部的情操,又通过这些干部传播和贯彻到全军和全国。

贺子珍一投入到这个集体,就以忘我的精神进行学习,那种在毛主席身边的孤独感立即消失了。她严格要求自己,凡是学校规定的纪律她都严格遵守。比如出操和队列,她都一课不拉。皮带一扎,绑腿带一打,英姿焕发。

她离毛泽东的住处很近,只有二里,只坚持星期天回去过礼拜。其他时间,她都坚持与学员同吃同住同学习。尤其是劳动课,贺子珍更是积极参加。

为了开辟校园平坦的道路,党支部订出了一个计划:开辟一条横贯校门的大路和三条交通大道的支线。这项任务由大家动手去完成。

大家劳动热情很高。有的拿镢,有的拿铲,有的用锄,有的用钩。同学们自动地、极有风趣地互相鼓励着。这虽是较吃力的体力劳动,但在这些血气方刚的学员看来,都是那么一回事!既然他们要改造世界,建设新中国,现在改造自然,修几条路又算得了什么!

工作完毕后,贺子珍的手磨起了水泡!数一下:六个!其他的同志也都起泡了,大家拿手来比较。贺子珍手上的六个泡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

晚间贺子珍躺在石炕上睡觉时,手、脚、腰脊骨都有些酸痛,心想:重体力劳动的确不简单,但比起过去多年的斗争中———饥饿、生病、负伤、流血和爬雪山、过草地、走野林的生活来,真是算不了什么苦了。因为疲劳,心中又愉快,很快就睡熟了。

第三天,她再次在工地参加劳动时,突然眼冒金花,天旋地转,昏倒在工地上。同学们及时把她抬进医院抢救,才脱离了危险。经过诊断,贺子珍患了严重的贫血症,需要好好的休息。她只好辍学回家休养。

辍学回家,无疑是对贺子珍一个很大的打击。看来她要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已成了泡影。

她开始埋怨自己不争气的身体来。这时期,恰巧毛主席接连召开几个会,非常繁忙,连回家的机会也少了,无暇顾及贺子珍。贺子珍的老病再次爆发了,性情变得烦躁,烦躁中又使她生出种种疑虑和不安来……这是一种可怕病态。

在那些日子里,她想得很多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要想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那些该死的弹片,使她经常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她多么想动次手术,把这些弹片取出,使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啊!可是延安动不了这个手术。她决定到西安去。从那里赴上海,取出弹片。

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又一次地怀了孕———加上那股火气,这更坚定了她要出走的决心。过密的生育影响了她的健康,影响她的学习和进步,她要离开毛泽东一个时期,调养身子,读一些书。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了十年,怀孕生育了六次,几乎是处在不断地怀孕、生育的过程中。她自己说,我生孩子都生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