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三兄弟》18.3 贺子珍负气出走,毛泽东实心相留

《毛氏三兄弟》18.3 贺子珍负气出走,毛泽东实心相留


开始,贺子珍出走的最初的动机是因为当时的延安,没有医院能取出她体内作疼的弹片。听说西安、上海或者苏联莫斯科的医院能做这种手术。

她翻来覆去的想来想去,最后主意拿定,不如先到就近的西安,然后是去上海,还是莫斯科再定。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一好百好。

在一个月高风急的傍晚,主席开完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回到家的时候,贺子珍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毛泽东。没有思想准备的毛泽东根本就不同意她到外地去治病。耐心地劝导她说:“不是不同意你去看病,上海的形势不明朗,苏联又太远,你现在又怀孕,身体本来就很虚弱,不适宜长途旅行。我们之间的争吵你不必计较。我还是过去的毛泽东,我也非常爱你。有时争吵时我也不大冷静。想起来也很内疚。”

贺子珍面目表情麻木。毛泽东见她不动容,接着又道:“我这个人平时不爱掉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地要掉泪;二是跟随我多年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过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毛主席这番真情和肺腑之言是铁石也能融化,然而贺子珍却无动于衷地说:“我已经决定了!”

“决定就不能改吗?”无论毛泽东如何挽留,都难于留住她的心。这个外表十分脆弱的女子,内心比钢还硬。去意已定,就让她飞吧!飞不动再回来吆。这便是毛主席当时的想法。

“不能!”贺子珍拿出当年不顾一切的劲头,坚持要走。她把孩子托付给保姆,收拾起简单的行装,这只行装里,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具,终于一个人出走了。

当她只身来到西安时,已到1937年底,恰在这时,打了数月的“淞沪之战”已经结束,大上海沦陷,被小日本占领。到上海治病已经不可能。贺子珍被困在西安,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

在家日日好,出门天天难。这时,贺子珍已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句教人的古训来。特别是从延安到西安,几经转车,到了西安住在办事处,还有诸多不便。如今带在身边的钱已经不多了。恰在这时,先是延安方面的电话打了过来,接着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又派人过来,当面传达主席的指示,请她立即回去,等形势好转后再说。并且有心的毛泽东还给贺子珍捎来一个精致的日用品的箱子及钱款。当时贺子珍曾感动地哭了,实际上从负气出门那天起,她无时无刻地不在惦记着丈夫和娇娇。人虽走了,心仍留在家中。她曾想到回家,可是她那倔犟的性格又不允许她这样做,这种念头很快又消失了。为了表示对主席的惦念,她想到毛泽东住的那个窑洞潮湿,便用自己积蓄的津贴费,跑到街上,买了一床新棉被,托来人捎了回去。

毛泽东见了这床新棉被,也感动了,但他更感动的是贺子珍这种宁曲不折的性格。

贺子珍在西安一连住了几个月,她看到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受到启发:我何不到苏联呢,先取弹片后学习,何乐而不为呢!她决定到苏联去。在一个黄沙扑面的早晨,她乘上了一辆西去的汽车消失在漫漫的黄沙途中。中途路过兰州住了几天,尔后她又出现在乌鲁木齐市的街头,住在中共驻新疆办事处。在她焦急等待去苏联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此时贺子珍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又没有理会这次召唤。

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实际这也是主席见他的个人命令失效,而最后采取组织命令的形式让她返回延安。可是,这次好机会,贺子珍并没有珍惜再次错过了。在组织命令面前,作为共产党员的贺子珍再次屈服了自己的倔犟性格。显然毛泽东也是十分头痛的。一天傍晚,他与警卫员散步时,一颗流星从天体上划落,毛泽东望景生情、无不伤感地说:“我的织女星划落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贺子珍坐上了去苏联的飞机。

然而就是因为她的倔犟,错误的选择,造成了她个人悲剧的一生。这时江青已经从上海到达延安,贺子珍的负气出走,客观上给江青造成机遇和条件。

1937年8月下旬,江青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先是入中央党校学习。翌年10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江青担任戏剧科的教导工作。同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这时江青24岁,毛泽东45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贺子珍真正认识到她抉择的错误是在“文革”的后期,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篡党夺权时,她才看清江青的嘴脸,后悔当初自己不该不听毛泽东的话,一意孤行,给毛泽东造成一生的痛苦,给国家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她说:

“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太不懂事理。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像的那么简单。”

当年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同志,在回忆这件事时,还不时地在责备自己,当初劝说贺子珍不力。他说:“要是知道后来‘文革’江青篡党夺权,我那时说什么也不能让贺子珍走。起码我还可以‘动武’么!”

1938年1月,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从此开始了她在异国漂泊的生涯。开始,她带着乐观而热烈的情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她到苏联后看到的热火朝天的景象,没有提及他们之间的别扭。

毛泽东见信后马上发去电报,仍坚持请贺子珍回来。贺子珍想,既然来了,一方面治病,一方面学习,等过两年再回去。她用和解和诚恳的话语给毛泽东回了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