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斯大林·朝鲜战争》 4.2 毛泽东被迫下定的决心

《毛泽东·斯大林·朝鲜战争》 4.2 毛泽东被迫下定的决心


关于中国是否同意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是中苏结成同盟以后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发生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对中苏同盟的第一次重大的考验。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斯大林与毛泽东在处理相互关系时有很多微妙的考虑,他们往往都是先揣摸对方的心理,探询对方的意图,然后才迈出谨慎的一步。上文讲到,斯大林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是这样,下文将要说明,毛泽东在考虑到与苏联的关系时也是如此。中苏领导人之间存在着猜疑和误解是事实,也有其长期的历史原因,问题在于哪一方首先从同盟的共同利益出发做出让步和牺牲。

在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派中国军队援助朝鲜的要求后,中国领导人究竟是如何考虑的,又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关于这个问题,最近国际学术界发生了一次争论,其缘起在于发现了两封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电报,从而引起研究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历史的各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1987年中国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公布了一封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中明确表示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并且说明了出兵朝鲜的部队数量、出动日期和初步作战方案。几年来,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广泛引用这个文件,人们普遍认为10月2日中国就表示了同意出兵的意见,至少毛泽东本人已经决心派中国军队参与朝鲜战争。

1995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关于冷战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俄国学者公布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收藏的另一封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列举了数条理由说明中国暂时不能派出军队参与朝鲜战争,从而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美国几家报纸立即报道了这一消息。

1996年1月在香港举行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这个问题又成为学者们的热门话题。俄国学者根据俄国档案认为,毛泽东的电报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出兵朝鲜表现出“犹豫和缺乏信心”,“中国立场意想不到地改变”了。同时,还对中国发表的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对比中国和俄国公布的这两封时间相同而内容完全相反的文件,俄国学者认为俄国文件绝不可能是“精心制作的伪造品”,而中国公布的文件则“是不可靠的:它或者是不准确的,或者是未发出的,或者是日期有错误”,甚至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中国当局为了表明他们认为的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更正确的对历史的看法,改动或歪曲了文件内容”。还有学者推而广之,认为俄国档案的公布提出了“出现在官方批准的中国文献及后来学者著作中的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至14日电报是否可靠甚至是否真实的问题”,并以此提醒人们“应该对中国关于毛泽东决定参与朝鲜战争的文献格外小心地对待”。

关于中国出兵的问题已经有了许多研究论著,这里特别提出10月2日电报问题进行讨论,是因为关于这一问题讨论的结果,对于搞清楚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时间、内容和过程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表面上看,这两封电报的确是相互矛盾,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而中国和俄国的档案中又都仅存一份他们各自公布的文件。然而,这两封电报又都是确实存在的。因为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俄国公布的电报的内容与俄国档案中收藏的有关这一时期的其他文件在逻辑上和用语上是一致的,确实不像是伪造的。而中国公布的电报,据笔者向权威人士了解,确有毛泽东亲笔写的电报底稿为证,虽然后来发表时有所删节,但所删部分主要是中国需要苏联援助的武器清单,与俄国公布的电报内容无关,而发表出来的部分则与原件一字不差,所以中国公布的文件也是真实的。看来,为了搞清楚在朝鲜战争进入最紧张的时刻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到底是怎样考虑中国出兵的问题并如何做出决定的,很有必要对这两个文件本身进行认真的推敲和分析。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这里不妨将这两封公开发表的电报的主要内容进行一下比较。

中国公布的电报是毛泽东直接写给斯大林的,电报说: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12个师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五)……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

俄国公布的电报是罗申10月3日发给斯大林的(其中转达了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说: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然而,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第一,派几个师的兵力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其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

当然,我们不派军队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之中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是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一次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要出席。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

罗申在转述毛泽东的答复之后发表了一通他个人的意见,这些看法很可能对斯大林的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罗申说:

一、在我看来,毛泽东的答复证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在朝鲜问题上最初的立场。这个答复与以前毛泽东在同尤金、科托夫(Kotov)和孔诺夫(Konov)以及刘少奇在同我的谈话(我已及时报告过)中表示的立场是矛盾的,他们在这些谈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和解放军决心帮助朝鲜人民,解放军士气高,如果需要,他们有能力打败美军,因为美军要比日军弱。

二、中国政府无疑能向朝鲜派遣五六个甚至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师。当然,这些中国军队需要装备一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炮。

我们暂时不清楚中方改变立场的原因。可以设想,目前对此产生影响的可能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朝鲜局势恶化,英美集团阴谋通过尼赫鲁呼吁中国人采取克制的态度,以免陷入灾难。

中国档案中没有俄国公布的这封电报比较容易理解。从电报原件的形式看,此电不是毛泽东直接发出的,而是罗申发给斯大林的,那么可以断定,这是毛泽东在与苏联大使谈话时做出的答复,而由罗申整理并经毛泽东认可后由苏联大使馆拍发的,所以中国档案馆就没有保存这个文件。

那么,俄国档案馆为什么没有中国公布的电报呢?现在判断,很可能是这封电报当时根本没有发出去。据笔者在相关部门查证,中国这份档案中的电报原件上既没有标明发报时间,也没有发报人的签发记录,而在10月2日当天毛泽东发给高岗、邓华的电报则标有发报时间(凌晨二时)和杨尚昆签发的记录。

当然,这只是判断电报没有发出去的形式上的根据。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发出已经起草好的电报,而与罗申谈了另一封电报的内容呢?

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没有发出去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尽管毛泽东本人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并且几次谈到过出兵朝鲜的想法,特别是在美国实行仁川登陆以后,毛泽东似乎是决心已定。但是从现在看到的资料显示,中国领导人在10月1日以前尚未就这一问题在正式会议上进行过讨论。实际情况是,除毛泽东和周恩来外,中国的其他很多领导人对出兵朝鲜有不同意见。

据了解,10月1日接到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后,毛泽东连夜召集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对策,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任弼时因病未参加会议)。会议在是否出兵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但是由于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主张出兵的意见占了上风。会议决定第二天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邀请在京高级军事领导人参加,再行讨论。会后毛泽东急电召高岗来京开会,并命令东北边防军做好准备,随时待命出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第二天起草了那封给斯大林的电报。

但是,问题出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根据目前国内有关的材料和当事人回忆,在10月2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会议决定要彭德怀挂帅,还决定4日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还要周恩来速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参加会议。没有见到关于10月2日会议讨论的详细材料,但根据会议的结果以及毛泽东与罗申谈话的口气分析,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中央领导人主张在出兵朝鲜的问题要谨慎从事。或许是因为事情紧急,毛泽东只得先告诉苏联方面中国暂时不能出兵。实际上,毛泽东所说“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已经暗示了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对出兵问题是有分歧的,毛泽东与罗申谈话的内容当是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

当然,10月2日这两封电报拟定的具体过程究竟是怎样的,还有待于中国档案文献的进一步开放。

那么,毛泽东表示了暂不出兵的意见,是不是就像当时罗申和斯大林及后来俄国学者认为的那样表明中国对出兵援助朝鲜“犹豫不决”和“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最初立场”呢?这需要对比这两封电报的内容,并把此电前后的毛泽东的言行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首先必须看到,中国出兵在当时的情况下确有极大困难。关于10月4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所述材料都是大体一致的,即在这次会议上仍然是意见分歧,会上有很多人不赞成出兵,并列举了种种困难。会议的主要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应该说,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也是迫不得已的,他完全了解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所面临的极大困难,而这一点与提出反对出兵或暂不出兵意见的理由是基本一致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对外战争和国内战争,新中国面临的是一片衰败的经济景象:通货膨胀急剧,失业现象猛增,企业开工不足,农业灾情严重,运输系统也大幅度遭到破坏;工业产量只有战前最好记录的30%,轻工业和农业也不超过70%;1949年全国大部分地区闹水灾,受灾面积12795万亩,完全依靠救济的重灾民约700万人,由于25%的人已经断粮,中共湖南省委1950年3月5日不得不做出关于渡荒的紧急指示;1950年工业设备的利用率平均只45%左右,其中面粉制作业35%,橡胶工业30%,毛纺织业不到30%,丝织也只有35%左右;由于生产萧条,增加了失业,特别是作为中国工业中心的上海,因为受到封锁和严重轰炸,失业现象最为严重,1950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透露,据不完全的统计,上海在最近的3个月中新失业的工人将近12万人,失业工人的生活极为困难,已连续发生因生活无出路而自杀的现象,同时出现了一些不满情绪,美蒋特务分子也乘机造谣煽惑,一旦处理不好,中共在城市中的工作就会陷入极大困难,“甚至可以动摇到城市人民政权的基础”。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出兵与世界第一号强国美国作战,其困难的确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仔细对比中国和俄国公布的两封电报就可以发现,毛泽东在第二封电报中所陈述的中国暂不出兵的理由,如中国军队装备太差、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将导致问题的扩大化、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工作遭到破坏将引起国内的不满情绪等,在他的第一封电报中都间接或隐约地有所表露,只是提出问题的方式不同罢了。从毛泽东第一封电报中对未来战局发展的担心(“两军相持成为僵局”)到初战方略的安排(“只打防御战”),都反映出毛泽东对困难局面的考虑。此外,毛泽东在第二封电报中还暗示“中共中央许多同志”都有这种担忧。

但是,这并不表明毛泽东已经改变了出兵朝鲜的决心,也不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即使可能有很多中国领导人犹豫不决)。对这两封电报进行认真对比和分析的结果说明,毛泽东在第二封电报中不是改变了自己的目标,而只是改变了实现目标的策略:他不是直接和立即答复斯大林的要求,而是采取了间接和迂回的方式。毛泽东本人还是主张出兵的,所以他特别提醒斯大林注意:“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还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并要求派周恩来去苏联商议此事。

其次,毛泽东表示暂不出兵与以前中国领导人答应出兵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俄国学者大概没有注意到,中国领导人历次讲到中国出兵时都要说明采取这一行动的前提条件,即敌人越过三八线。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是强调这一前提条件的。周恩来在10月3日凌晨与潘尼迦谈话时还特别强调,如果美国(而不是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而当时这个前提条件显然尚未形成,至少中国领导人当时得到的情报是这样。而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也只是说要帮助朝鲜建立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防线,并没有讲明局势的严重性。所以,毛泽东这时表示暂不出兵的意见也是有根据的,他认为暂不出兵而是积极做好准备,“这样做在与把握对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再次,毛泽东当时不急于给斯大林一个肯定的答复,是需要在中国领导层内部统一认识。虽然毛泽东本人经过深思熟虑已经下定了决心,但现实中毕竟存在着很大困难,很多人对出兵表示异议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而在大多数领导人都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的情况下,他很难向苏联方面做出明确的保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反复召开高层会议进行商讨。

为了说服大家,毛泽东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在10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为志愿军主帅,彭德怀的讲话对于统一意见起了很大作用。实际情况是,10月4日下午彭德怀赶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不寻常”,分歧意见很大,便没有发言。第二天早上,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专程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去谈话,并要他统率志愿军,这样才有了彭德怀在10月5日会议上扭转局面的慷慨陈词。

一旦做出决定,中国立即采取了行动。10月5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邀周恩来、高岗、彭德怀共进晚餐,进一步讨论派兵入朝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军队需尽快进入朝鲜,他担心任何耽搁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毛泽东要高、彭回到沈阳后立即向师以上指挥员传达中央的意见,准备10月15日进入朝鲜。10月6日周恩来便主持军委会议,安排部署了出兵朝鲜的准备工作。

虽然中国领导人已经统一了意见,但毛泽东还是没有急于给斯大林一个明确的答复。此时,斯大林却没有毛泽东那样沉得住气,他在接到罗申转来的毛泽东10月2日的答复后,决定撤出在朝鲜的苏方人员。此前,在9月30日,葛罗米柯曾向斯大林报告说,什特科夫请求授予他与朝鲜政府协商撤退在朝苏联专家的权力,还请求允许他与苏联驻朝机构协商并由他决定撤回部分苏联工作人员。对此,苏联外交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强调撤回专家的具体问题要由朝鲜政府决定,并指示什特科夫:“在向朝鲜人提出调回苏联专家的问题时,您不应发表自己的意见。”至于将驻朝苏联机构工作人员撤回苏联的问题,则“应按以前的程序进行,即通过苏联外交部与苏联有关部委和机构协商解决。”但是到10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便做出正式决议,批准将苏联专家和苏联机构的工作人员撤回苏联,而不再附加任何条件了。10月5日当天什特科夫又发来电报,进一步提出撤回朝鲜族苏联公民的家属、苏联航空代表办事处人员,以及必要时从朝鲜撤出全体苏联公民的问题。莫斯科答复的电报则把撤退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苏联大使:“关于从朝鲜领土撤回朝鲜族苏联公民家属的问题,您可就地酌情决定”;“航空代表办事处全体苏联人员,以及苏联军事顾问的家属,应撤离朝鲜领土”;“同意您的建议,即在必要时将包括朝鲜族苏联公民在内的所有苏联公民撤往苏联境内和中国境内”。

看来,斯大林十分焦虑,他对朝鲜的形势已经感到失望了。现在唯一能够扭转局面的希望就寄托在中国人身上了。所以,斯大林在决定撤退在朝苏联人员的同时再次要求中国立即向朝鲜派出部队。在给毛泽东的这封电报中,斯大林的口气更加坚决,提出的理由似乎也更加充分。

斯大林在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转述了他与毛泽东之间关于出兵问题交换意见的情况,其意图显而易见是要把一切责任推到中国领导人身上。电报全文如下:

由于同中国同志协商需数日,复信迟了。10月1日我致电毛泽东,问他能否立刻派出哪怕是五六个中国师去朝鲜,以便朝鲜同志能在这些师掩护下建立预备队。毛泽东拒绝了,推说他不想把苏联拖进战争,中国军队技术装备差,战争会在中国引起很大不满等。我以下面这封信回复他: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至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一、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二、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三、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和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10月7日我收到了毛的复信,他表示赞同我信中的基本论点,说他将派出不是6个而是9个师,但不是现在而是过一些时候再派。他要求我接见他的代表并同他们详细会谈。我当然同意接待并同他们讨论给朝鲜军事援助的详细计划。

斯大林以如此的利害关系劝说毛泽东,无非是逼迫中国尽快做出决定。实际上,当时毛泽东不仅已经做出了决定,而且也把这一决定告诉了金日成。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了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率第13兵团及所属4个军和边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属3个炮兵师待命出动,后勤供应事宜统由高岗调度。同日,毛泽东发电将这一决定通知了金日成。从什特科夫10月9日转呈的金日成给斯大林的信及10月10日葛罗米柯会见朝鲜驻莫斯科大使朱宁河的情况可以判断,金日成已经得知中国准备出兵的情况了,因为这时朝鲜提出的只是培训飞行员和其他技术人员的问题,显然不是以前那种急切要求援助的问题。然而,这些情况毛泽东对斯大林还是有所保留。

除了上述原因外,毛泽东此时仍然拖延答复斯大林是因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还有一个条件,即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从上面提到的毛泽东10月2日的两封电报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毛泽东决心出兵的基点在于出战必胜,而且必须速胜,只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一切担忧和困难都可以化解。而要在战场上取得速胜,作为同盟国的苏联就有义务而且必须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特别是保证提供空军的支援。中国军队的领导人更是明确提出,志愿军出国作战必须得到苏联空军的支援。早在8月31日,邓华、洪学智、解方联名向朱德总司令建议,实现“速战速决”方针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尽一切可能组织大量空军参战”,同时提出“假如苏军在空军或技术装备上能更大的帮助我们,则这一方针的实现更有了物质保证。如果我们的空军条件不成熟,不妨推迟出动时间”。

正是因为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还没有与苏联达成明确的和具体的协议,所以毛泽东才迟迟没有正面回答斯大林的要求。这也正是毛泽东派周恩来到苏联与斯大林进行直接会谈的根本目的。如果斯大林认为中国是否出兵是对中苏同盟的考验,那么毛泽东则认为苏联是否保证必要的军事援助是对中苏同盟关系更大的考验。